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是非常重视的。当他看到南阳汉画像石拓片时,就显示出极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台静农一方面在北平为他搜集像石拓片,又写信问他是否见过南阳汉画拓片,他回信说:“南阳画像,也许见过若干,但很难说,因为购于店头,多不明出处也。倘能得以全份,极望”。后即由台静农和在山西的王冶秋分别写信给由北平回到南阳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好友王正朔和杨廷宾为鲁迅搜集南阳石刻汉画。当时南阳一带没有现成的汉画拓片,他们带着拓工到处寻找散失在各地的汉代石刻画像选择拓印,从1935至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前两月,先后为鲁迅搜集拓印的汉画像石拓片有二百四十一幅。
1935年秋,我由上海回家乡河南内乡县,先到南阳与王正朔、杨廷宾、王正今等相会。他们受台静农和王冶秋之托,为鲁迅拓印石刻汉画,到南阳一些县跑了好多地方,发现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刻石,可惜这些艺术珍品多遭冷遇,弃置于郊野,风雨剥蚀,濒临毁灭的境地。有被扒毁的墓石、房基、桥基、饭桌、石凳、上马石、捶板石、脚踏石等。前些日子王正朔、杨廷宾、王正今又带着两个颇有名望的拓工到魏公桥、七孔桥看过两次,桥上的栏杆可以拓印,桥底水面上下还有不少有价值的石基,则无法捶印。当时他们正为鲁迅拓印汉画日夜操劳。请来的几个闻名的捶印碑帖的老师傅,还有五六个年轻徒弟,都在南阳东关粮行门(现改为粮行街)杨廷宾家吃住。杨廷宾在南阳女中教美术课,王正朔在南召中学教书,如回南阳时,就由四川籍的地下党员王遂萍代课。他们说,王冶秋来信说鲁迅嘱托要请好拓工拓印,要用好纸好墨印。拓印成后由杨廷宾寄往山西运城王冶秋十幅,叫他转寄给鲁迅看作个样品,后由杨廷宾直接邮寄上海内山书店转给鲁迅。鲁迅收到后非常高兴,还给杨廷宾写信致谢并予以赞扬。
鲁迅见到台静农寄给他的《南阳汉画像访拓记》一本,又收到王冶秋转寄去的杨廷宾和王正朔为他拓印的南阳汉画拓片十幅,随后又见到杨廷宾寄去的南阳汉画像拓片一包六十五张,他十分欣喜。正如许广平在《关于汉唐石刻画像》一文中,所回忆的一段话说:“看到南阳画像的佳品,看到别人选本的多凡品,又引起先生选印之心,冀于读者有益。”在鲁迅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十一日信并《南阳画像访拓记》一本顷同时收到。关于石刻事,王冶秋兄亦已有信来,日内拟即汇三十元去,托其雇工捶拓,但北方已冷,将结冰,今年不能动手亦未可料。……南阳石刻,关百益有选印本(中华书局出版)亦多凡品,若随得随印,则零星者多,未必为读者所必需,且也实无大益。……南阳画像如印行,似只可用选印法。”
1936年春,杨廷宾去南京中央研究院考古组从事绘图工作;他和王正朔、王正今将印好的四十九幅拓片,于4月初由王正今寄给鲁迅。随后王正朔协助拓工将他和杨廷宾、王正今已选定的魏公桥、七孔桥等多处的六十多块石刻画像抢时间拓印出来,寄给鲁迅,并给鲁迅写了一信。不久他喜出望外地见到鲁迅的回信。信中说:“正朔先生足下:顷奉到八月四日惠函,谨悉一切。其拓片一包,共六十七张,亦已于同时收到无误。桥基石刻,亦切望于水消之后拓出,迟固无妨也。知关锦念,特此奉闻,并颂时绥不尽。周玉材顿首八月十八日。”这封异常珍贵的信,表达了鲁迅先生对南阳汉画像石的高度重视和喜爱。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正朔赴抗日前线,于1939年12月14日,在山西同敌寇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三十岁。杨廷宾于1937年冬到陕北延安。
鲁迅先生收藏了大量的汉画像拓片,有包括河南南阳、山东、江苏、甘肃、四川的汉画像。这些已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联合,于1985年和1991年分别编印,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鲁迅藏汉画像》两册,河南南阳汉画像拓片就编为一册,是1985年出版的。在编印说明中是这样写的:鲁迅通过王冶秋转托杨廷宾、王正朔、王正今代为河南南阳地区收集汉画像拓片,直至鲁迅病逝前两个月,尚嘱咐王正朔“桥基石刻,亦切望于水消后拓出。”……鲁迅曾言:“将来如有暇豫,当并旧藏选印也”,“印以传世”。他们不仅完成了鲁迅生前愿望,同时也给中国文化遗产留下珍贵的无价之宝。